麦肖剑 | “三文治”照护者的困境


政府早前公布数据,霹州是全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州属,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15.3%,每6人中就有1名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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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社会在应对及适应老龄化社会时具有更大的缓冲力及承重力,是一个幅度及覆盖面甚广的跨领域问题:国家经济、国民收入、公共设施、医疗水平、照护体系等。
单从作为照护者的子女而言,当家中长辈无法自理或独居,需要人照料,往往是生活骤变的开始。有经济能力的尚且无虞,但对中产阶级或中低收入群体而言,则是肩膀上再压下一副重担。
老人家需要照顾,自己却无法不工作,对打工一族来说,将影响力减至最低的方法是将老人家送到照护中心,或雇请女佣或照护者入住家里长期照料。根据代理披露,合法女佣月薪约2500令吉,但聘请前需先缴付上万令吉应付各种程序;若女佣中途逃跑,此钱就白白打水漂,要再请,请再付。至于非法女佣则没有这方面问题,但需自身承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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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聘请本地照护人(多是安娣们出任),月薪更高,约莫3500令吉至4000令吉以上不等。对收入中等的单身人士来说,不管是外籍女佣或是本地安娣,费用可能就占了本身月薪的一半或全部,更别说是有子女尚需承担者,出粮后每个月往往已没什么余裕。若兄弟姐妹众多尚可分担,否则该如何是好?
无法负担的子女,可能被迫辞职吃老本,留在家中自己照料,或重新安排工作,生活重心从此完全改变。这些经济负担和时间消耗,已让照护者承受极大的心理压力,还没计算长期对老人家情况的忧思、性格刁钻老人家带来的压迫感等等,更是让照护者时刻处于高压和紧绷。
有朋友就面对这一问题。家中老人家需24小时看守,他不得不重新安排工作,包括居家上班,但难为的是其工作性质需要往外跑,自此就只能从事一些非业务核心工作。
朋友说,工作是自身兴趣,以往他总是能从工作中找到热情。居家上班后,想做的工作无法展开,加上每日看护已将精力磨耗殆尽,睡眠都只有三四个钟头,何来闲情谈什么热情积极?从此日复一日,只不过是在“度日子”,将该做的东西一一完成,而不是在“过日子”。工作上只能机械化做完最低量工作,生活上连自己要看病或理发都只能一直延宕。
朋友有一名70岁长辈,需要照顾坐轮椅的丈夫,自己也是老弱残兵,无力搀扶丈夫一同出外,几乎24小时被困在家。朋友说,相比之下,自己老人家还能活动,已经算还不错。
班台区州议员黄渼沄曾提到,当社会进入老龄化时代,中年群体就陷入“三文治群体”困境,即夹在照顾年迈父母及未成年孩子中间,承受双重压力。当然,三文治群体只是老龄化社会其中一个面对问题的群体,还未计算得照顾老伴的老龄照护者,无人照料、遇上问题都孤立无援的老人家等等。
当大环境还未能完全承接照护者,我们能做的是,下次看到他们,与其说“好好看着老人家”,让他们可能已经接近崩溃的情绪再承受压力,不如说一句:好好照顾你自己,你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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