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丹公立华小坐落在高乌仁丹（Klian Intan）新村一座山坡上，这所于1919年创立的微型华小今年刚好迈入100年，虽然学校范围不大，里头却拥有5个族群的学生，大家和睦相处及共同学习，宛如一家人。

仁丹公立华小是当地唯一的华小，目前该校有41名学生，其中华裔15人、巫裔7人、印裔9人、泰裔9人及原住民1人。

鸟语花香可形容这所学校的环境和气息，这里没有繁华都市的吵杂声，这群纯朴的学生就这样过著与世无争的校园生活。

288级石阶曾是上课必经之路

仁丹公立华小前方有一道具有历史价值的石阶，这段依山而建高达288级的石阶衔接学校和新村大街，堪比我国景点黑风洞的272层阶梯还要多出16级，是以往学生们上课的必经之路。

后来通往该校的道路获得提升，家长可开车或骑摩哆车载送孩子上下课，学生们每天清晨就不需再背著沉重的书包徒步抵达学校，而原有的石阶如今成为长者晨运的地方。

池日昭：6人执委共策建校大计

对学校历史非常熟悉的校友代表池日昭表示，仁丹地方侨领朱贵于1919年创立私塾性质学堂，以广东会馆为课室；1921年学生人数日益增加，广东会馆不能再容纳更多学生，一些有识之士负起教育下一代的使命成立学校委员会，并由6人执委共策建校大计。

“同年，广东会馆同仁一致通过把会馆捐献给学校委员会，当年的广隆锡矿公司也不落人后，把毗邻广东会馆的建筑物捐出，继而促使公立学校正式创立。”

二战期间被逼停止办学

他说，1941年杪，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侵当时的马来亚半岛，仁丹不能幸免地受到蹂躏，被逼停止办学。

他说，日据时期，日军在拉曼锡矿公司2号楼邻近的山坡上建立了一座中间为办公室及校长室、两旁各有2间课室的建筑物，作为教授日文的学校。直至1945年大战结束，学校执委以1000令吉向英殖民政府购买这座现成的日文学校，作为复校之用，节省了一笔建筑费。

他指出，1946年张元升担任校长，他带著2名老师开始复课，并以复班的方式上课；1955年该校接受政府发出的部分津贴，成为公立标准型华文小学，1958年接受全津资助的该校正式成为国民型学校。

他说，1962年，为了应付逐年增加的学生及把学生安顿在一处上课，董事部与政府以1令吉兑1令吉的方式，把筹获的四千多令吉在山坡上增建2间水泥型课室，并于1963年杪再扩建1间课室及1间图书馆。

“自此，所有学生离开大街的广东会馆，集中在山坡上的新旧校舍上课，衔接新旧校舍的石梯，则由当地热心人士陈来报效。”

1977年获拨款重建校舍

他表示，1977年，日据时所建的校舍不仅破坏不堪，也不符合新标准，加上学生人数增加，时任校长陈章新及董事长潘子仁互相配合，最终在第三大马计划下成功获得拨款重建校舍，并于1982年开始启用

汤保源：各族学生以华语交谈

校长汤保源指出，该校最高峰时有两百多名学生，目前仅剩41名学生，当中男生和女生的人数分别是22人及19人，教职员共10人；目前6年级的学生有3人，其中2人为印裔女生，另一人为华裔男生。

他说，该校除了设有6间课室及2间精明课室外，也有图书馆、宗教室及食堂，配合今年的百年校庆，董事部也就一项扩建计划向霹州行政议员提出申请，即在校舍旁的空地增建一座多用途有盖礼堂。

他说，虽然该校拥有各族学生，但大家在学校都以华语交谈，相处融洽，且学生们还可以从各族同学的身上，进一步了解各自的文化，这是该校与单种族学校最大的分别。

自掏腰包推动爱心学校

为了让学生们更用心向学，汤保源自掏腰包推动爱心学校，让学生通过积分兑换礼物，以努力换取奖励的同时，以鼓励取代体罚。

他表示，学生们可通过做功课或听写来获得积分，积分由老师而定，当累积到一定的分数，学生可到楼梯旁的橱柜换取想要的礼物，这些礼物都是具有教育性的物品。

伍瑞华：人口外流致学生人数降

仁丹新村村长伍瑞华说，以往该新村高达90%的居民靠锡矿业维生，所以仁丹也被分为3个新村，即客家村、新兴村及广隆村，鉴于当地只有一所华小，所以华裔家长们都会把孩子送往公立华小上课。

他说，淘洗锡米是当地许多人的主要经济来源，也为当地人带来很多就业机会，加上当地一家超过百年的矿场至今仍屹立不倒，就算锡价在80年代中期崩溃，居民也不用愁没有锡米淘洗。

“直至2005年，大部分居民不再依靠淘洗锡米维生，并以栽种榴梿树取代锡矿赚取收入。”

他说，随著愈来愈多人离开仁丹到外地谋生，该处的人口也逐渐减少，留下的基本上都是老幼，这也是仁丹公立华小学生人数下降的原因之一。

锺宝全：曾搬走再回仁丹居住

家协主席锺宝全也是仁丹公立华小的校友，他今年9岁的女儿目前在该校就读三年级。

他说，他9岁那年随父亲来到仁丹新村，并在完成三年级后随父亲返回家乡吉打的瓜拉吉底，直至12岁因父亲是割胶工人，刚巧听闻仁丹有工作，他们再次搬回仁丹居住，之后定居至今。

廖美莲：四处奔波办成联谊会

该校副董事长廖美莲非常热爱母校，她是公立华小1959年毕业生，在槟城一所中学毕业后，她一直在外地工作，直至1995年从国外工作返回仁丹，偶遇一群旧同学，于是下定决心联络其他同学举行一场联谊会。

由于许多人为了生活已离开仁丹到外地工作，加上当年科技不发达，因此大部分人只能通过书信保持联系，所以要寻找基本上已“失联”的同学和老师，犹如大海捞针，但这没有让她气馁，更独自四处奔波联系，最后办成了联谊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