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心出发 | 6年过去风暴未停息 后疫情时代 忧郁症增

“虽然冠病疫情已消退，却影响至今天，在一些接触的个案中还在发生。”

他说，冠病疫情也导致社交媒体更蓬勃发展，真正是什么原因就分不清。

女性更易受忧郁症困扰

戴国伟认为，有许多因素都与忧郁症相关，例如性别、年龄、种族、经济收入、职业、婚姻状况、居住在城市或乡村、教育水平程度等。

他解释，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面对忧郁症困扰，其中一个原因是生理期，以及处理问题和压力的方式，与男性不同，男生很多时候可能通过可致上瘾行为来处理生活压力。

“但男性只是在这个阶段压力低一点，在另外一个阶段（因承担行为结果）可能就高起来，最后还是两性平等。所以男性是往另外途径走。”

他指出，一如很多发达国家，少数民族面对很多社会挑战，这些社会挑战等加起来都是导致他们的心理问题比多数民族高。

他表示，教育水平、职业和家庭收入也与患病率息息相关，在职业方面，无论是蓝领或白领其实都一样面对压力。

他也说，根据数据，公务员患病率6%、私人企业5%、自雇人士5%、处于这些就业情况的发患病率都差不多，学生患病率最高，即12%，而无业者则是9%。

他指出，至于年龄层方面以16至19岁最高，刚好处于高中或大学考试年龄，所以年龄也有一定的关系。

儿童忧郁症有3肇因

忧郁症是否有年轻化的趋势？戴国伟表示，虽然过去数年患病率增加，但他觉得这未必是越来越年轻，而是大家以前并未发现，包括相关数据和去在乎年轻人的患病率。

他指出，约60至70年前，一群心理学家甚至相信，儿童是不会有忧郁症的，因为儿童的头脑发展还没有那么高，他们没有能力去体会成人的痛苦。

他表示，后来才发现儿童也会有忧郁症，只是他们所表现的行为不同，对于成年人来说、忧郁的代名词就是伤心、难过和易哭，不过青少年或儿童，所表现出来的却是易怒和暴躁。

“很多时候，大人觉得，这是纪律问题，送到纪律老师那儿，用处罚来处理！因为你易怒啊，老师问你为何没有带功课，你就翻老师桌子、比中指！”

他指出，儿童忧郁症肇因分成生理、心理和社会，生理可能是天生营养不足，但只是风险因子，没有办法直接导致，心理可能是天性和父母从小到大的接触方式。

“还有大家可看得见的社会环境因素，如果家长本身就有心理健康状况，他们肯定也会对孩子造成一定的压力，还有被同学欺负、或者孩子本身就有一些困难，例如自闭症和过动症等，都会直接和间接与忧郁症有关。”

他表示，自闭症和过动症所导致的困难令他们遭受责骂和处罚，但这是他们天生所面对的困难，没有办法通过所谓的努力和自身的改变去处理，因此卡在死循环内，卷进忧郁的状况中。

“很多人都很想找出导致忧郁症的最大原因，以为只要处理那个原因就好了，不过都找不到，因为它是一个千丝万缕互相联，就好像鸡和鸡蛋哪一个先，分不清，太多因素扣在一起了。”

霸凌者有自身健康状况

戴国伟说，在霸凌事件中，很多时候被霸凌者都有社交困难，而霸凌者都会选目标，当那个人看起来比较弱，就霸凌他，他们想要看到对方的反应如哭泣。

“很多霸凌者都会跟朋友说，信不信我去弄他，哭给你看，不信吗？我去弄他，做给你看。”

然而霸凌者，也有自身的健康状况，也是3个原因造成，一是曾被霸凌、二是天生头脑发展不一样，需做一些更刺激的东西来让他们提升，这个情况称为“Cortical Underarousal Hypothesis”（皮质低唤醒假说）。

他指出，以成人来说，那些有性格扭曲或者是反社会人格的人，在平时生活里，其大脑的皮层激活比常人低，他们需做特别紧张刺激的东西，才能达到平常人的水平。

霸凌者或许曾被霸凌

他也说，霸凌人的孩子，他们或许曾被霸凌，家里情况或从社会经验中，知道原来霸凌人才不会被霸凌，或者这是在保护自己。

“霸凌者长大了，他们回顾自己小时候，会说小时候不知道为何自己被欺负，可是却知道说，如果人家说我，不管什么都好，我先打他们一捶，先下手为强，即使我知道自己打输都好，别人都知道我不好惹，就没有人敢动我。”

他本身曾接获类似案件，霸凌者本身无法处理自己的情绪和状况，头脑的执行比较弱，包括情感和行为控制，有时在冷静时，他们知道自己做什么，什么该做和不该做。

“他们甚至在做自己喜欢的东西时，就会显得冷静，譬如说有一个孩子自己在家养孔雀鱼，会和邻里安娣安哥分享，可是当父母提及孩子在学校有很多状况，安娣安哥却说：哪里有可能，你孩子这么乖！”

他说，反之在学校，情绪一来的时候失控，之后在后悔自责和进一步陷入忧郁。若要治疗，则是从三方面下手，即生理、心理和社会环境。

【马来西亚成年人2019至2023年大马成年人忧郁症患病率】

【2015–2023年马来西亚5至15岁儿童心理健康问题趋势】

【2023年根据社会人口结构分类我国16岁及以上国人忧郁症患病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