霹苏丹：反映教育体系失败 校园暴力是国家警讯

殿下表示，廉正必须通过持续的教育，即在家庭播种、在学校滋养、由社会强化，并由具榜样力量的领导激励。父母在培养诚信方面的角色最为关键，因为家庭是一个人最早的学校。

“廉正的根基始于灵性与品格教育，由父母开启，再由教师、领袖与社会延续。”

苏丹表示，反贪会前首席专员拿督斯里莫哈末苏克里曾揭露，学校内也存在贪污行为，涉及教师与学生；有教师以性骚扰换取学生通过考试，也有学生以金钱贿赂同学以获取班长职位。而校园霸凌事件也并非新现象，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被媒体报道出来了。

“已故彭亨州苏丹阿末沙在2004年曾亲临学校了解学生霸凌事件，当时的教育部长承诺要查到问题根源的最底层，并誓言立即解决。”

苏丹说，大马国立大学于2002年的研究显示，受访大学生中有30.5%表示愿意收受贿赂，这反映出年轻人的廉政意识严重流失。大马廉正学院于2017年针对大学生的调查发现，每三名大学生中就有一人认为，接受回馈作为服务报酬并不算贿赂。

“28.1%的受访者认为，擅自取用公司财物作个人用途并非错误；37.3%的受访者认为，即使公干已有全额资助，仍申报外勤津贴也不是道德问题。反贪会对1000名大学生的调查亦显示，16%表示愿意接受贿赂，另有18.5%表示若不会被惩处，他们会选择收贿。”

“社会应该自问：是否对考试成绩与关键绩效指数的过度追求，使教育的核心目标被遗忘？是否过分执着于名次与统计，反而忽略了灵魂的培养？在追求高分与学术卓越时，是否牺牲了精神与道德教育？我们是否亲手塑造出一代缺乏人性、没有同理心与良知的学生？孩子们被反复训练应付考试，熟记技巧，却不懂得理解和尊重他人感受。”

殿下指出，廉正教育必须从学校阶段开始，让年轻一代明白：不老实的成功，不会得到祝福。因此，学校与大学不仅是知识传授的场所，也应是品德养成的机构。

苏丹纳兹林沙说，要在全国廉正危机中创造成效，除了需恢复教育的神圣意义，也要重温国家原则第一条的“信奉上苍”。

苏丹表示，廉正价值在所有宗教、信仰、文化与文明中都有被强调。而推动廉正文化的努力，不仅仅是推出政策或喊口号，更需要思想与态度的改变。

“这种转变必须通过教育与实践来实现，通过勇于承认错误、愿意接受批评，并最重要地，通过领导层的表率来体现。”

历史提醒廉正失守的代价

殿下引述历史，指中国古人建万里长城，深信高墙能抵御外敌。然而，在建成后的头一百年间，中国三度遭受入侵，敌人不必攻城或攀墙，只需以金钱贿赂守卫，城门便为他们敞开。

“我国的历史，同样提醒人们廉正失守的代价。1511年，马六甲的沦陷并非完全因外敌强攻，而是源自内部的腐败与背叛。《马来纪年》和《东方志》都记载，当时的政权因贪婪、权斗与叛变而失守，最终为殖民势力打开了城门。”

“历史映照出廉正的价值。一旦廉正崩塌，权力便会变得脆弱；当诚实不再，独立也会失去根基。无论是公职人员、企业领袖、政治人物、宗教领袖，还是社会团体与志愿组织的成员，都应以历史为鉴，以廉正为本，才能稳固国家与社会的根基。”

殿下说，在2003年，即《国家廉正大蓝图》推行前一年，大马在全球180个受评国家中，位列“贪污印象指数”第37名；然而到2024年，即推行二十年后，我国下降了20个名次，排在第57位。而在2018年与2022年，我国更跌至第61位，这是有史以来的最低排名。

“大马廉正学院（IIM）于2004年4月23日正式宣布成立，作为独立机构来肩负监督与协调《国家廉正大蓝图》的使命。这20年期间，学院共获拨款近2亿1200万令吉，从2004年的500万令吉，至2024年增至1800万令吉。”

“IIM被赋予极广泛的职责与沉重的任务。在资源有限与拨款不多的情况下，该机构肩负巨大挑战，仍被寄望能在全国诚信危机中创造成效。因此，必须重新思考战略方向，开创新的方法，确保廉正文化的培育能结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