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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压力

1天前
(麻坡6日讯)马来西亚永春大坵头林氏公所主席林福泉指出,生育率严重下降已成为华社当前面对的最大问题,他促请政府及私人企业采取实际行动,协助年轻人减轻抚育孩子的经济压力,鼓励更多人生育。 他说,年轻人因生活费沉重不愿生育,要改变此趋势,就要有实际行动作为鼓励。 “很多华团设有生育鼓励,本会自2023年起也派发新生儿红包,但这些奖励不足以解决现实中的生活费问题。” 因此,他恳请亲政府及私人企业增加年轻人的家庭经济补贴、提供教育资源及灵活性的工作安排,降低抚育孩子的负担。 林福泉昨晚在该公所庆祝祖佛玄天上帝圣诞千秋、创会67周年、青年团11周年及妇女组9周年联欢晚宴上,这么表示。 他同时宣布,该公所从2026年起,所举办的活动皆不再邮寄通知,改为通过报章、社交与网络媒体等发布,惟70岁以上宗亲不受影响。 柔佛州永春总会总会长拿督陈明光也建议华团组织提高生育奖励,每胎奖励数千至上万令吉,此举或有助提高华裔人口。 此外,他呼吁乡团组织通过购买产业来增加收入,进而吸引年轻人加入乡团。 柔佛州林氏宗亲会联合会主席林莱弗披露,随着新邦令金林氏宗亲会加入,柔林联会的属会已增至13个。 他说,尽管宗乡亲组织所扮演的角色已随时代变迁而有所改变,却依旧是凝聚华社及推动华社前行的重要动力。 另外,峇吉里国会议员陈泓宾表示,政客为捞取政治利益炒作敏感课题,导致我国社会趋向两极化,而人民在针对课题发表看法时,也须言之有物及互相尊重,并时刻保持清醒与理性,才能避免被人误导。 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总会长兼林氏宗亲总会总会长丹斯里林福山指出,人工智能(AI)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已成为提高工作效率、使流程系统与规范化的重要辅助工具。 不过,他认为,无论人工智能如何强大,创意始终源自人类大脑,唯有人类智慧与人工智能相互辅助,才能达到完美效果。 他举例,人工智能可对会馆运作提出良好建议,却无法通过数据分析人情世故。 “因此,合理利用人工智能才可为人类发展开辟光明前景,惟同时须慎防不法分子以人工智能进行违法活动。” 马来西亚永春联合会署理会长郑声泰代表不克出席的总会长致词时指出,华团组织应顺应时代变化做出改变与创新,为年轻人提供发挥平台,方能吸引新血加入,为组织注入活力。 他说,华团举办晚宴旨在促进会员交流及增进情谊,并非只有吃喝玩乐,而华团在政经文教等领域都可扮演重要角色。 他也表示,我国独立68年来,仍存有许多狭隘观念,唯有提升全民政治意识,国家才能更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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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11日讯)研究显示,狮城七成年轻人因经济压力是生儿育女的最大阻碍,还有一小部分人则是因为气候变化,担心孩子的生存和未来而犹豫不决。 《新明日报》报道,南洋理工大学与一家营销研究公司今年5月首次使用人工智能,针对230名介于18岁至35岁的狮城年轻人展开研究,探讨他们成为父母的意愿。 AI平台利于坦诚作答 该研究使用了由一家美国科技初创公司开发的人工智能平台向参与者进行访问。受访者得以坦诚地分享个人意见,不需面临社会压力或担心进行实体访问时被访问者批判。 研究结果显示,经济方面的考量,是受访者生儿育女的主要障碍。七成受访者指出,新加坡的生活成本高,房屋和教育计划的开销不小。受访者也不断表示,在考虑生育之前,需要大量储蓄。 另外,分别有60%和40%受访者提出了工作生活平衡以及心理准备这两个问题,他们对难以兼顾职业抱负和家庭责任表示担忧。 还有一些受访者提出了颇有见地的顾虑,包括会因气候变化等环境因素,而担心孩子的生存和未来。也有者强调了上代传下来的创伤和心理健康问题,并认为目前新加坡提供的情感和心理健康支持不足。 研究结果指出,这些观点可能会导致狮城年轻人对成为父母犹豫不决,从而影响整体人口增长,因此理解和解决这些问题或是关键,以及为子孙后代创造更具支持性的环境。 考虑与友共抚养孩子 有参与者考虑与朋友一起抚养孩子。 研究结果披露,一些年轻人考虑通过非传统家庭结构抚养孩子,例如与朋友抚养孩子。 其中有人就说:“我希望可以和我的女性朋友共同抚养一个孩子,(因为)我相信她们。” 这显示,随着社会规范的演变,支持多元化家庭结构的政策需求也日益增加。 主导整个研究的南洋商学院市场营销学教授卡尔佛特(Gemma Calvert)指出,小众的理由同样值得关注,且对制定亲家庭的政策有参考价值。 营销研究公司的执行长布理资(James Breeze)则表示,通过电话或面对面采访进行研究需花数个月的时间,相比之下人工智能让研究人员更快速地展开研究,在几周内得出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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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前,在吉隆坡搭轻快跌上班,高峰期总是躲不过马来女生的香水味、华裔OL的马尾,还有印裔白领的手毛。职场丽人手机看剧听音乐都很有礼貌地戴上了耳机,但是车厢里人与人之间没有太大空隙,她们耳机传来的韩剧、大陆综艺等等声音震耳欲聋。 后疫情时代,上班巅峰期的轻快铁依然拥挤,但是隔着口罩,加上人们自觉保持社交距离,声音味道甚至是物理接触的侵扰减少,也不会有女生下车时马尾迎面甩我巴掌的怪事。就这点来看,防疫剥夺了我们的生活空间,但也还给我们一点个人地盘。 我人生接触的第一个短程跌路系统是北京地铁。我去北京上大学前都没有离开过怡保,从南洋小市镇到北京这种国际大都市,在北京地铁站见了生平见过最大波的人潮,当时的文化震撼至今不能忘记。 毕业后离开北京那么多年,我还记得北京地铁上的味道。若是夏天,会隐约闻到汗水在强空调下凝固的味儿;如果是冬天,我会闻到羽绒服里的鸭毛味儿。 北京车厢里没有阶级 某年秋天,我在一家网络新闻平台实习,开始了铁路通勤的日子。巅峰时期搭地铁,从闸口入站就开始怀疑人生,人们鱼贯走向同一个方向,你若恍神犹豫或稍微放慢脚步,就会打乱整个规律与动线。后边被阻碍的人,轻则“啧”一声绕过你快步行走,重则破口骂爹叫娘,令人狼狈不堪。 月台上更是挤死人又急死人,错过这一趟班次,确实高峰期几分钟内就有另一趟,但是都市人省得一分钟是一分钟,尽管上了这趟车会挤得惨不忍睹、面目全非,下一趟却同样逃不过挤沙丁鱼的命运,倒不如就抢先上车。在这个狭小的车厢里,无论是谁,最终目标都是更早抵达目的地。赶不及上车的人,就得眼睁睁看着车门关闭,急促的嘟嘟声加上关门时的“哒”一声,听在上班一整天的通勤族耳里,格外焦躁。 好不容易挤上车的人,大部分都不想理会“上车请往里走”的女声广播,明明车厢中部还有肉眼可见的巨大空隙,依旧有人死守在门边。我明白掌握这个领地,就有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优势,但结果就是刚上车的人在门边被挤得前胸贴后背痛不欲生。 我以为高峰期的北京地铁毫无人情味可言,不过某一次煎熬的一小时下班回城,在两节车厢接驳处的“摇滚区”,瞄到一名女生用iPad在看当年最热播的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儿》。我不自觉地凑到她身后,就着字幕和她一起看了起来。 过了一站的时间,她好像发现了我,我尴尬一笑打算别开脸,但她友善地侧了侧身,把iPad举高了一些,让我能看得更清楚。我们就一起看了一段,都没交谈,表情及肢体也没有随着综艺情节起伏,就很有默契安静地看。广播报了几站,女生就跟我打个眼色,不久后她收起iPad准备下车,车门开了,嘟嘟嘟嘟嘟嘟,又关了,列车继续前进。 大北京地铁,每天有千万人次上车下车,车厢里遇见的人,都是萍水相逢的千万分之一。每一次挤进车厢或者到站,便又此别过,相忘于江湖。车厢里没有阶级,无论什么背景,赚多少钱,只要搭上火车,就被抹去一切身分地位。不管你在地铁外如何呼风唤雨,在车厢里你就是乘客,一律都得挤。 无论在北京还是吉隆坡,我都听过收入优渥的人说自己一辈子没搭过列车通勤,也有个开豪车的长辈对我搭轻快铁上班这事感到惊讶。因为在他认知里,穿梭雪隆的火车只有外籍客工青睐。 回想起北京的大学岁月,当年没有经济压力,也没有生活压力,在上下班巅峰期搭上地跌,也不过是体验生活的一部分。如今在吉隆坡当个通勤族,工作和生活要承担的责任和成本更高。上班厌世忐忑,下班筋疲力竭。虽然吉隆坡没有四季,但是个人心态转变,在车厢里感受到的味道和情绪,比北京地跌更加多元和复杂。 或许,这是离开象牙塔,步入社会后才闻到的味儿吧。
3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