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日好风光】锡矿业早年苦力制·锡日辉煌 猪仔血泪

利用广东客家不和掳获苦力

厦门苦力的输出，进而带动了中国的苦力贸易，在1849年之后，广州、汕头、香港及澳门等地方成为主要的劳工输出港口，而这些港口大多坐落在广东及客家地区；早年客家及广东人有着不少纠纷，间接导致人口贩子有机会利用客家及广东人的不和，通过拐骗、赌博、或是廉价收买彼此争斗时所掳获的对方人员，强迫放洋。

以澳门为例，在香港开埠后，欧洲资本主义国为了挽救贸易颓势，苦力贸易成了其中一个重要的业务项目，于1860年公开开始设立招工馆（猪仔馆），在短短13年里，由葡萄牙、西班牙及荷兰人所设立的猪仔馆已扩展到300多家。

早期的苦力制度是与黑奴制度无异，抵达工作地点的华人劳工必须经过市场公开拍卖的羞辱过程，被种植园主买走后，园主们也会习惯性地将他们当成奴隶对待，除了工作卫生环境恶劣之外，华工们经常吃不饱，工作过量之余还随时会挨鞭子，生活艰辛。

以古巴为例，为了规范华工行为，殖民局在1849年推出了法令，允许甘蔗园主为每10名华工设立一名白人监工。若华工不服从命令，那么就必须被鞭笞12下，再不服从就18下；如继续反抗，那么就可扣上脚镣在木枷上睡觉2个月之久。不少华工不堪折磨而自杀，有的割喉或吞食鸦片，有的干脆跳入煮糖的大锅中自杀。

这些不人道的劳工法引起了清朝政府的重视，后来清政府与西班牙当局进行谈判，西班牙政府被迫在1877年签署了《会订古巴华工条款》，正式废除了契约工制度。

引进大量华工开采锡矿

19世纪马来亚半岛锡矿的发现与开采，引起了大量的华工移民潮，同时也制作了大量的契约工商机；1820年起，马来亚半岛霹雳、雪兰莪及森美兰出现丰富的锡矿，吸引了在马六甲及槟城立足的华商们注意，这些华商们开始招引华工前来挖矿。

来到1850年是华工移民马来亚的起飞点，当时有许多华工南来前往矿区挖矿赚钱养家，华工南来的人数有着明显的增长趋势；在1890年代，前往马来亚半岛工作的华工一般被分为两种，一种是以自由身只身前来工作的华工，而另一种则是契约劳工。

已经立足于南洋的华商采取了与欧洲国家不同的契约机制，他们以代垫船费和预付欠款为号召，吸引贫困华工到南洋工作，以工钱慢慢还债，这种机制被称为信贷合同制度（Credit-ticket system）。

根据身体状况及手艺拍卖

信贷合同制度大多由南洋华商所聘请的客头运作，在船只抵达码头后，客头会根据苦力的身体状况及手艺进行拍卖，被拍卖下来的苦力会与雇主签订条约，像是一般的矿工条约是1到3年，条件好的苦力在新加坡通常可被卖得100元西班牙银元以上，但是苦力本身只能够获得其中10%的薪金。

从中国被运往马来亚的苦力一般都会先被送往位于新加坡南面的圣约翰岛或是槟城的木寇山（Pulau Jerejak）的检疫站进行隔离，以避免引入任何传染病；进入到检疫站的苦力们必须使用硫磺消毒，若在硫磺的刺激下，苦力出现发烧的症状，那么这位苦力将会被隔离，无法到外打工。

苦力出来工作后，由于受到信贷合同的束缚，他们必须在华人或英国人管辖下的矿场经历多年的辛苦劳动。有的雇主为了留住苦力，在矿场设立文娱设备如鸦片馆及赌场，让这些苦力在娱乐的同时又欠下大量的债务。即便合同已经到期，负债累累的苦力始终无法离开，在赚钱又欠钱的情况下，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无法逃出雇主的掌控。

一般矿场雇主会自行生产及发行属于自己矿场的猪仔钱，这些猪仔钱是以瓷制作，这些猪仔钱也可在雇主的矿场及文娱场所通用，比如可被当成赌场筹码使用，若苦力想要汇钱回家，他们就必须用猪仔钱兑换通用货币，通过水客，将钱汇回家乡。

苦力制度较为人道

比起早期的契约劳工制度，19及20世纪的苦力制度相对来说已比较人道，苦力在抵达马来亚后，一般都会由会馆及当地的华人组织接待，在衣、食、住方面已被组织包办，苦力只是需要工作来还债。若储蓄得当，有的苦力甚至白手起家，成为富豪，陆佑便是其一。

后期苦力的工作时间也有被改善，从每天工作9个小时，被更改至工作7个小时，苦力还被允许有休息日。

直到在1914年，满清王朝被推翻，猪仔贩卖被禁止；世界第二大战爆发后，猪仔贩卖业才全面终止了。